电话：0537-6818908“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对于探索中国式文化遗产保护新模式具有重要意义。从关注文物本体的保护，到注重文物本体及周边环境的整体性保护，再到实现文化遗产区域性保护，这既是文化遗产保护思路的不断拓展，也是新时代实现人与文化遗产和谐共生的重要路径。”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秘书长金永伟表示，国家文化公园区域内文物遗存密集，需要对区域内文物资源、文化资源、自然资源进行有效整合，通过公园化管理，挖掘文化遗产的文化教育、旅游观光、科学研究功能，最大限度实现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利用。同时，还要充分调动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建立起利益共享机制，平衡保护与利用，探索人人参与保护文化遗产的最佳路径。
“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过程中，始终要坚持规划先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涉及面广，国家和省级管理部门多头交叉，涉及诸多领域、行业和学科，必须理顺关系，注重顶层设计，统筹推进，不能各行其是，更不能盲目建设。”金永伟说。
“文化”的主体是人民，“公园”的主人是人民。长城涉及15个省（区、市）、97个地级市的404个县（区），沿线地区为中国农耕和游牧两大文明交往交流交融的主要区域，亦有游牧和渔猎部落间的交融，加之抗日战争和长征期间发生的重要标志性事件，承载着深层的民族记忆。在推动长城文化遗产为人民所享方面，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馆长韩子勇建议，根据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科学保护、世代传承、合理利用，积极拓展思路、创新方法、完善机制，做大做强中华文化重要标志”的统一思路，打造连接人民与文物、文化遗产本体的通道，让游客走近长城，增强实地感知，探索新时代长城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利用新思路，推进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要尊重长城及其周边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和谐统一，以‘自然美学’为首要原则，将步道自然地融入围绕长城本体已经形成的文化景观和生态环境中。”韩子勇表示，应以乡间小路为主要形态，避免机动车逼近长城本体，通过保持适度的距离感，把“游”的旅游理念体现在美学视觉元素之中，使游客能通过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步道体系亲近自然，达到“忘其美之所在，复又与美同在”的至高朴素意境。
全国人大代表、民革天津市委会秘书长周潮洪十分关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在她看来，长城与京津冀区域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京津冀交界地带长城总长110公里，目前京津冀长城文化旅游协同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周潮洪建议，打造京津冀长城文化旅游协同发展区，做好顶层设计，建立协同发展机制，协同推进区域内交通、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提升区域旅游便利度。进一步挖掘长城文化，创新旅游开发手段，提升区域文化和旅游品牌竞争力、影响力。同时，还要引入多方资金，促进三地长城相关文化和旅游项目提质升级。充分发挥三地产权交易平台功能，优化投融资环境，促进农村资源资产的转化。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创始院长连玉明密切关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他表示，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要强化三江源生态保护和源头文化挖掘。三江源地区是长江、黄河和澜沧江的源头汇水区，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大三江源环境治理力度，成立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显著改善。在推进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强化三江源生态保护与源头文化挖掘，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研究价值。
连玉明建议，探索建立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与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协调联动机制，实现协同保护，把三江源打造成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示范区和金名片；开展三江源源头文化挖掘和生态人文资源摸底调查，建立三江源生态文化资源库；创新完善长江流域生态补偿制度，助力三江源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引导和鼓励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发挥项目、资金、人才、管理优势，加大对长江源区生态环境修复的支持力度。
全国政协委员、中南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院长石磊建议，综合考虑长江经济带区域实际情况，以国家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为抓手，深入挖掘鄱阳湖、洞庭湖、太湖、巢湖等流域的历史文化资源，重点突出岳阳楼、黄鹤楼、滕王阁等地的历史文脉，形成布局合理、特色鲜明、功能衔接、开放共享的建设格局，确保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高质量推进。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作家协会主席冉冉认为，国家文化公园是我国在借鉴文化线路、遗产廊道等国内外文化遗产保护既有经验基础上的创新实践。“尽管国外已有‘文化公园’概念，但并未提升到国家层面。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作为带状复合文化遗产集群类型的文化公园，目前似无国际先例可循。”为建设好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应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做好各级政府层面规划的衔接；尽快对长江文化资源进行普查与认定，摸清文物古迹、非遗、古籍文献等重要文化遗产的底数，对濒危遗产遗迹遗存实施抢救性保护。此外，还应建立相应的数字化标准与平台，将长江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大数据资产，以数字化形式展现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