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0537-6818908荒漠化治理是世界性难题。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我国已走出一条生态与经济并重、治沙与治穷共赢的道路，遏制了荒漠化扩展态势，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从新中国成立以来70多年的防沙治沙实践来看，防沙治沙的发展史就是科技治沙的发展史。防沙治沙的需求推动了科技治沙的发展，而科技治沙的发展促进了防沙治沙的高质量发展，促使我国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面对沙害肆虐束手无策，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成为今天的治沙大国，并引领全球的荒漠化防治。
1949—1976年
脚踏实地，科技治沙为中国治沙奠定基础
我国的防沙治沙工作自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已经开始。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森林覆盖率很低，西北广大地区几乎无林可言。许多地方水土流失、风沙危害极为严重。风沙侵犯耕地、损害禾苗，大片的良田变成沙漠，农业生产受到极大威胁。沙害肆虐，百废待兴。
20世纪50年代初，中央人民政府设立林垦部，在冀西、豫东、陕北、东北西部等地营造了大面积的防风固沙林，并首次提出“植树造林，防风治沙，变沙荒为良田和果园”的奋斗目标。随着在风沙灾害严重地区营造大面积防风固沙林工作的开展，沙漠科学考察和防沙治沙科学研究也开始起步。
195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队，对陕西、宁夏、内蒙古等地区的沙漠化危害和水土流失问题进行了考察。1959年，由中国科学院牵头组建了一支治沙科技队伍，对全国的沙漠、戈壁进行了3年的综合考察，并开展了植物固沙、机械固沙等方面的试验研究；与此同时，建立了新疆托克逊、甘肃民勤、青海格尔木、陕西榆林、宁夏灵武、内蒙古磴口6个治沙综合试验站及宁夏沙坡头、青海沙珠玉、新疆头道湖和莫索湾、内蒙古乌审旗、甘肃金塔等20个治沙中心站，开展了防治风沙危害农田、铁路等的试验研究，探索各种治理沙害的方法，从而揭开了系统、综合研究沙漠及沙漠化治理的新篇章。
1955年，我国在地处腾格里沙漠东南缘的宁夏中卫建立了第一个沙漠科学研究站，经过10年的艰苦攻关，提出了工程措施与生物固沙相结合的流沙固定原理，研究确定了草方格沙障固定流沙的关键技术，建立了无灌溉条件下“以固为主、固阻结合”的包兰铁路防护体系，保证了包兰铁路60多年畅通无阻，创造了世界沙漠铁路建设史上的奇迹。
1958年开始在位于毛乌素沙地的乌审召总结和推广围建草库伦的经验，即通过围栏封育、人工种草、季节轮牧等措施降低放牧强度，促进沙化草地植被恢复。经过几十年的研究与治沙实践，草库伦已经发展成为以围栏封育为主要措施的一系列治沙技术。
从1958年起，我国先后在毛乌素沙地和乌兰布和沙漠进行了飞播造林治沙试验，经过10多年反复试验，20世纪70年代初在陕西榆林取得成功，70年代末在内蒙古伊克昭盟取得成功，建立了由飞播植物种选择、播期选择、种子处理和飞播作业等一系列技术组成的飞播治沙技术体系。目前飞播治沙已经成为我国北方沙区防沙治沙的主要手段之一，在生态工程建设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新疆的林业科技人员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探索绿洲农田防护林营造模式，经过反复调研与试验研究，总结提出了“窄林带、小网格”的防护林营造模式。实践证明，因为采用了渠、路、田、林紧密结合等科学方法，窄林带、小网格的护田林网具有占地少、节省用水，网格小、防护效益大，田块小、便于田间管理，林带窄、林木生长健壮，林相整齐，经济效益高等优越性。“窄林带、小网格”的防护林营造模式成为我国干旱、半干旱区农田防护林的主要造林模式，为绿洲和农业生态安全作出巨大贡献。
经过新中国成立后20多年的综合考察、试验研究与实践经验总结，摸清了中国沙漠的面积、类型、分布、成因、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等，绘制了中国沙漠分布图，提出了各类沙化土地的治理途径；初步建立了飞播治沙、封育促进植被恢复、铁路沙害防治以及窄林带、小网格绿洲农田防护林营造等技术体系；同时，也锻炼培养了一大批年轻的沙漠科学和防沙治沙科技工作者，为我国沙漠及沙漠化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77—2011年
励精图治，科技治沙助力中国治沙高质量发展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于1977年在肯尼亚内罗毕召开了联合国荒漠化大会，使荒漠化问题受到全球关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预示着科学的春天已经到来。
1978年，我国启动“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决定在我国风沙危害、水土流失严重的西北、华北和东北地区建设防护林体系。在“三北”防护林工程启动初期，原国家林业总局就提出，要加强对林业科研的领导，建设好磴口林业现代化综合科学试验基地，并组织科技人员对荒漠化防治和水土保持造林开展攻关研究。1980年，成立“三北”防护林地区农业区划工作协调领导小组，组织开展“三北”防护林地区的农业资源调查、农业区划以及总体规划，为“三北”防护林建设奠定了科学基础。同年，原林业部组织召开造林治沙现场经验交流会提出，封山育林，封沙育林、育草与人工造林种草相结合，因地制宜、因害设防，有步骤、有重点的治理，是多快好省的治沙办法。
自1977年起，我国开启了沙漠化成因、过程、预测与整治研究。研究区域从干旱区沙质荒漠转移到半干旱区的农牧交错带和旱农地区的现代沙漠化土地。同时，开展了中国沙漠形成演化与气候变化的研究，比较系统地进行了土壤风蚀的风洞模拟实验研究，加强了风沙物理与风沙工程的理论与实验研究等。上述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总结了一批发展经济与改善环境相结合的沙漠化治理的典型模式。
进入20世纪90年代，党中央对防沙治沙工作日益重视，成立了专门的组织协调机构，启动了荒漠化监测工作并开始参与全球荒漠化治理，防沙治沙工作进入有计划、有步骤发展的新阶段。1995年10月签署《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标志着我国的荒漠化防治与国际接轨，开始正式参与荒漠化全球治理。
2000年，为了从整体上遏制生态环境恶化和北方地区沙尘暴频发与危害严重的趋势，我国政府先后启动了退耕还林还草和京津风沙源治理等生态工程，开启了新时期由国家重大生态工程带动的荒漠化综合治理模式。
如何充分和合理地利用我国沙漠地区的自然资源，始终是荒漠化防治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1984年，钱学森提出了“沙产业”的理论构想，建议大力发展“多采光、少用水、新技术、高效益”的知识密集型沙产业。随后，沙产业在新疆、内蒙古、甘肃、宁夏等西部省份逐渐受到重视并得到发展。沙产业使防沙治沙由过去的被动防治走向主动开发利用沙地资源，既控制了沙漠化的蔓延，又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探索出了一条新路。如西北干旱沙区研发了肉苁蓉、锁阳等名贵中药材人工种植关键技术，通过在大型植物防沙工程体系内接种肉苁蓉，使植物防沙工程的生态经济价值得到了极大提升。
1996年以来，科技部先后立项对防沙治沙关键技术进行科技攻关并开展试验示范，防沙治沙研究从单项技术研发转向综合技术研发和技术集成。为了支撑沙漠化发生机制的定位观测研究与防沙治沙技术的试验示范，原国家林业局的荒漠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网已经建成了26个生态定位站，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在我国北方沙区建立了一系列生态定位站，其中包括沙坡头、民勤、磴口、榆林、沙珠玉等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治沙站。在国家科技计划项目支持下，依托生态定位站建立了一批防沙治沙技术试验示范基地，示范面积超过200万亩。
经过60多年的艰苦努力，我国建立了荒漠化防治的理论与技术体系，揭示了荒漠化发生机制，建立了国家尺度的荒漠化监测技术体系，研发了适用于不同气候区、不同荒漠化类型的荒漠化防治及沙产业开发技术与模式，为我国的生态工程建设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
2012年以来
继往开来，科技治沙引领中国治沙再创辉煌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荒漠化防治作为生态文明建设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2023年6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巴彦淖尔考察并主持召开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科学治沙，全面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要合理利用水资源，坚持以水定绿、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大力发展节水林草。要科学选择植被恢复模式，合理配置林草植被类型和密度，坚持乔灌草相结合，营造防风固沙林网、林带及防风固沙沙漠锁边林草带等。要因地制宜、科学推广应用行之有效的治理模式。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我国荒漠化防治在理论与技术层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已成为全球荒漠化防治的典范。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为科技治沙助力防沙治沙再上新台阶指明了方向。新时期我国的荒漠化防治应坚持“近自然恢复”的科学理念，即利用本地乡土物种，把退化生态系统恢复到物种组成、多样性和群落结构与地带性植被接近的生态系统。通过科学有效的人工辅助和管理措施，依靠自然生态过程，将退化生态系统恢复到受人为干扰前的状态，从而实现恢复后生态系统的生物的多样性、结构和功能的完整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科技治沙还需要在这两个方面下功夫：一是揭示固沙植物耗水规律，科学估算不同类型固沙植被的水资源承载力，为以水定绿提供科学依据；二是系统梳理适用于不同生物气候区不同沙化土地类型的防沙治沙技术与模式，以节约水资源和提高土壤风蚀防控效率为原则，乔灌草结合，优化固沙植物群落结构，为分区分类精准治沙提供技术保障。
当前，防沙治沙受到党和政府以及全社会前所未有的重视，再加上科技治沙的保驾护航，未来中国治沙一定能够交出更加完美的答卷，为全球治沙贡献更加精彩的中国方案。
